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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餐桌上的创业：小科技的真实生存状态

关联

人物 Matt Perault · Andrew Chen

公司 a16z

概念 Speedrun · 小科技 · regulation · 风险投资 · AI 编程 · Tech Week

这一集聊的是「小科技(little tech)」——那些团队平均只有两到三个人、不在办公室也不在联合办公空间，而是在厨房餐桌上经营的初创公司。说话的主角是 A16Z 普通合伙人 Andrew Chen,他负责的 Speedrun 项目专门在创业「第一天」就找到并投资这些团队 。

钩子是 Andrew 提出的一个判断：每个州、每个城市是否想要拥有初创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目前这些最小的创业者几乎没有人在政策桌前替他们说话 。

Speedrun 是怎么运作的

初创公司总得有个来源，Speedrun 的工作就是在创始人刚开始构思时找到他们。他们通过营销渠道、播客、Substack 等对外宣布，向全新的初创公司投资至多一百万美元，然后与团队共度 12 周，让公司获得整个机构的资源支持。项目结束后举办演示日，有超过一千名天使投资人和种子基金前来，把这些公司「放到世界上去」。

选什么人？早期公司的好点子会不断变——Slack 最初是一家基于浏览器的视频游戏公司。

所以他们本质上投资的是最优秀的人：独特经历可以是走向科技职业路上的非凡运动成就，也可以是启动了一个如今有数千颗星、增长极快的 GitHub 仓库，或是在顶级 AI 公司获得过的独特洞察。学员大多来自湾区，但遍布全美——纽约、德州、佛州、中西部都有，很多人项目结束后回到家乡继续建公司，也有相当多留在湾区 。

上限在哪？「一旦你在别处拿过资本」，就不太合适了。

这个阶段很少见到超过三四五人的团队——公司所有权不能分得太碎(人员会有来有走)，而且有些人的生活状况决定了你必须开始给他们发工资。它通常就是「一个两三人的事情」。

为什么要在「第一天」就进去

Andrew 在机构的前几年更多做 A 轮、B 轮投资：一两千万美元的支票，对应有客户、有指标、有团队的成熟企业。而 Speedrun 的使命是尽可能接近创始人和新公司真正诞生的那一刻——不只是等着创业者上门，而是参与创造这些公司 。

一个具体细节：上一届 speedrun bash 有 70 家公司，其中大约十几家的创始人原本还有全职工作，交还了笔记本电脑和工牌——因为他们连公司都还没注册，钱都打不过去。很多创始人迟早会创业(「当你是一个创始人时，有时候你就是没法把那只虫子从耳朵里弄出去」)，但 Andrew 相信项目把这一步提前了：不少原本还要再等五到十年工作经验和财务稳定的人，就这样在 AI 时代的正确时刻纵身一跃 。

两三个人的日常长什么样

想象两位创始人，从奥斯汀或芝加哥被录取，第一次拿到电汇进来的钱(「他们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买机票来旧金山——项目组真的有一份「欢迎来到 SF」指南，教他们怎么上 Airbnb 挑街区。项目期间他们和联合创始人合住，真的 24/7 待在一起，住得不豪华，通常离 A16Z 办公室近，要么在家工作，要么用机构的办公室和共享空间 。

他们真正应该花时间的唯一一件事：这门生意到底能不能成——把产品做出来、把产品卖出去，而且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典型分工是二元结构：一个偏商业的创始人对外访谈客户、促成交易；一个偏技术和产品的创始人对内用大量 AI 编程——这样就不用外包代码或雇一堆年轻人写代码，先让生意活下来，再谈扩张 。

每周一次正式活动：请演讲者(Zynga、Vercel 的创始人，OpenAI 的 C 级高管，Marc Andreessen 和 Ben Horowitz 也多次到场)，再做 office hours——二三十家公司一组互相讨论问题，话题从雇第一批员工、签第一批客户、怎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到卖大企业客户和卖中小客户(SMB,指中小型企业)的区别，还有大家都在用什么 AI 新工具 。

失败了怎么办：这也在设计之内

风投的行业本性就是大量不成功，而且越早期越是如此。通俗的数学是：大概一半的公司直接倒闭，再有两三家赚点小钱，所有的钱都赚在最顶尖的那一成——十家公司里那一家打出全垒打，这个分布几十年如一日 。

倒闭公司的出路其实不少。第一，再次投资这些创始人——「你已经花了一百万美元教育这些创始人如何创办一家公司，希望他们能再办一家」。

Uber、Slack、微软、OpenAI 的创始人，多数在此过程中都参与过许多其他事情。他们上周就刚再次资助了一位创始人，投的是比他第一个想法更好的想法(他之前退还了一小部分花掉的资金)。

第二，创始人需要休整、重建财务和健康时，他们反而成了抢手人才：工作努力、擅长处理非结构化问题、技术紧跟潮流。所以很多团队会互相招聘——一家的业务没成，但你尊重那位创始人，就招进来，也许两三年后他领导新业务，再独立创业，A16Z 还能再合作一次。「我们只是想与这些创始人合作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

为什么小科技在政策世界里是隐形的

转折点在这里：这些创始人极其专注使命，只想把产品和公司做起来——「在那个时候它甚至还算不上一家公司」。他们眼中的监管基本就是摩擦：注册公司、开始招人，就拿到「这么厚一大摞文件」。而很多法律和文书是为比他们大得多的公司设计的，那些公司有律师团队和专家去合规 。

更结构性的问题是没人代表他们。他们没有说客、不参与政治进程——坦白说就是没时间，「他们可能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或者给自己好好吃顿晚饭的时间都没有」。

一个两人初创公司的时间线不是一年——「可能连三个月都没有」。让他们开车去萨克拉门托、飞去华盛顿或布鲁塞尔去反映监管环境？从时间投资回报率看根本说不通 。

主持人 Matt Perrault 补充了另一面：政策圈的人反而更愿意直接和初创公司谈、不想和投资人谈，但恰恰是初创公司没时间来。于是能被听到的声音严重扭曲——你听得到很多大科技、很多被颠覆行业的声音，却几乎听不到那些日夜不休 trying to make 颠覆成真的三十岁年轻人的声音。

Andrew 说，有时他们提出这一点还会遭到敌意回应：「整个行业在这点上意见一致」——而他们说的「整个行业」其实是大科技公司或大型金融机构。A16Z 的回应是：我们很多时候同意大科技公司，但不同意的时候，「这是设计使然，我们代表的是生态系统的另一个部分」。

落地在哪里，创业者是可以选的

这些早期团队有一个独特优势：他们可以选公司从哪里起步。Andrew 2007 年搬到湾区时，世界还围绕帕罗奥图和山景城转，后来创业生态中心整体迁到旧金山市区，再扩散到纽约、伦敦和欧洲——「这几乎成为了你作为初创公司能做的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监管在其中是间接但真实的因素：如果你做 AI 公司，从第一天就知道有很多关于如何使用 AI 的额外规则，而两三个人的初创公司流动性极强，他们会挑地方，而且确实在挑。湾区历史上从这种流动性中受益巨大——将近 50% 获得风投支持的初创公司由第一代移民创办，剩下那 50% 里真正的旧金山本地人恐怕也接近于零。但「湾区从中受益了，不一定能永远持续下去；加州不一定会一直是创办公司的最佳地点」。

其他间接因素还有：深科技公司要去有便宜的大规模实验室和仓库的地方(比如洛杉矶的 El Segundo、德州)；AI 浪潮以湾区为中心，疫情分散后有很多人回流；以及资本的可得性——写代码、赚第一笔收入、雇第一个员工在哪都行，但真正拿到扩展业务的资本，需要投资人能到场，所以最大的创业聚集地往往是好大学、客户、投资人挤在同一个地方的地方。Andrew 还点名担忧正在讨论中的财富税：它可能把正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家族办公室和投资人迁往其他地区 。

给政策制定者的三句话

如果 Andrew 能在 Tech Week 活动间隙(Tech Week 是他团队创办的、在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今年波士顿庆祝初创公司的活动)和一位政策制定者聊天，他会说三点 :

第一，让他们理解有没有初创公司是一种选择——想要，就必须做让环境有利于初创公司的事，而且这不只为创始人，也为天使投资人和员工。第二，很多政策制定者没有和小科技进行真正的对话，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弄清楚能为这些公司解除哪些障碍——而且需求是动态的：软件公司、AI 原生公司、硬件公司说的都不一样，比如今年的机器人公司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得多，它们有供应链、房地产需求和完全不同的投资人圈 。

第三，他公开邀请政策人士：来花时间和五到十家经过筛选、只有两三个人的小科技初创公司坐在一起，听听「你们需要什么才能成功」——很多公司(尤其某些行业)也很有兴趣与政府合作。主持人 Matt 分享了这类对话的真实场面：讨论政策举措时，你会看到某人脸上出现惊慌的表情——「我可能正做一个面临监管逆风的用例，但这个用例真的很有说服力，而政策制定者并不理解我们想做的事」。这种落差，正是需要政策制定者亲自来体会的 。

为什么值得？因为这些团队往往非常年轻——很多二十岁出头，这一批里甚至有一个全是 18、19 岁、决定放弃上大学去创办梦想公司的团队。他们满怀乐观、全站在最前沿，还没撞上很多法律——和他们对话，「往往就是一组真正精彩的对话」。

本集带走

• 越早期失败越正常，而且有退路：风投的钱基本都赚在十中取一的那一家；倒闭的创始人会被再次投资(上周就有一例)，或被同行团队互相招走，几年后再度创业。
• 最小可行团队就是两三人：一个对外卖、一个对内用 AI 编程，先活下来再扩张；在别处拿过资本就基本过了 Speedrun 的窗口。
• 小科技在政策桌上缺席，不是因为没观点，是因为没时间：他们连洗澡时间都没有，不会飞去华盛顿；于是政策制定者听到的是大科技和被颠覆行业，几乎听不到正在制造颠覆的人。
• 监管是「复合体」而非单项：从开始构建那天起，数据来源要求、隐私法、新 AI 法案全部同时压上来，而多数规则是为有律师团队的大公司设计的。
• 选址是创业者的选择：早期团队流动性极强，监管、生活成本、实验室空间、资本可得性都在影响落脚点——湾区和加州的优势不是永恒的。

【背景】A16Z(Andreessen Horowitz)是美国知名风险投资机构;Speedrun 是其旗下面向最早期的创业加速项目。主持人 Matt Perrault 是 A16Z 政策内容《AI Policy Brief》的相关从业者，节目属政策类 substack。

我们要尽可能接近创始人和新公司真正诞生的那一刻。
we want to get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moment that founders are actually created and new companies are created.
—— Andrew Chen · [07:20]

我们不只是在 A16Z 门口等着创业者上门，而是我们真的在一开始就参与创造这些公司。
we are not just waiting for entrepreneurs to show up at our doorstep at A16Z, but we’re actually helping create the companies in the first place.
—— Andrew Chen · [08:04]

所有的钱都是在最顶尖的那一成里赚到的。
all, all, all the money is made in that kind of top, top decile
—— Andrew Chen · [14:57]

这些事情实际上往往是给大型科技公司，或者给他们最终要去颠覆的行业中其他部分创造保护的。
these are things that actually create protections often for either big tech or for other parts of the industry that they end up trying to disrupt.
—— Andrew Chen · [21:36]

你会得到一种非常扭曲的视角，因为你听不到小科技的声音，但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大科技的声音。
you get a very skewed view because you don’t hear from little tech, but you might hear a lot from big tech.
—— Andrew Chen · [24:03]

当我们不同意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设计使然，我们代表的是生态系统的另一个部分。
when we disagree, we’ll say like it’s by design, we’re representing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ecosystem.
—— Matt Perault · [24:50]

将近 50% 获得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公司是由第一代移民创办的。
Nearly 50% of venture-backed startups are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 Andrew Chen · [26:51]

我认为这个用例真的很有说服力，而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并不理解我们想做的事。
I think the use case is really compelling and I don’t think policymakers understand what we’re trying to do.
—— Matt Perault · [35:40]